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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根本没有什么思想不能清楚明晰地在30秒之内向选民解释清楚。——迪克·莫里斯 二战结束时，战胜国首脑欢聚一堂，讨论如何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会晤；1945年，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再次会晤。关于这些会晤，公众的印象是：这些会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确保全世界永久性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雅尔塔会议之后，罗斯福表示，苏联对于波兰将进行自由选举的承诺树立了一个典范，这正是他们在各种会晤中所探讨的民主制度的精髓。斯大林回应罗斯福的这一说法，在公众面前保证“波兰一定会是自由、独立和强大的。” 但莫斯科和雅尔塔会议幕后的事实却与其展示给公众的光辉形象截然相反。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协议框架下，波兰流亡政府不可能在新政府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在这一协议里，三巨头清楚地知道两年后举行的大选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自由。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决定为苏联在波兰长达四十年的控制铺平了道路。 从邱吉尔自己对于莫斯科会议的表述可以看出，残酷的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主导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瓜分过程。在会上，与会者们只不过用了半页纸就草草记下了战胜国对于问题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罗马尼亚，90%在俄罗斯影响下；希腊，90%在英国影响下；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俄罗斯和英国对半平分；保加利亚，75%在俄罗斯影响下。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邱吉尔把这张纸交给斯大林看。按照邱吉尔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仅仅“拿出他的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对钩。”然后邱吉尔问“我们就这么草率地处理这种关系成千上万人命运的大事，是不是显得太玩世不恭了呢？”他建议烧掉这张纸，但斯大林坚持邱吉尔保留着它。 在以上的故事中存在着两种事实。一种是关于当权者实际的政治行为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另一种是经过粉饰的、事件具有新闻价值的那个版本，关注的是实际情况将以何种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政治家们总是被两件事所困扰：一是政治事件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是可否创造一个更好的形象，从而带来一定的政治优势。 幻象政治 有的领导者让自己的追随者丧失幻想，有的领导者则会把政治形势描述得对自己非常有利，而前者的政治生涯往往比后者短。因此，新闻里充斥着精心编制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选举日趋复杂，随着讯息和宣传推销术的发展，新闻往往把政治世界转化为以受众感情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东西了。事实上，评判政治技能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使公众对某一形势的解读深信不疑，而不管在这个过程中实际情况是如何被扭曲或简化的。前国务卿艾奇逊曾经说过，官员寻求公众支持就是要把自己的政策观点表述得“比真理还清楚”。 有时，由于原先的知情人疏漏或背叛，新闻中精心编织的部分被曝了光。例如，杰拉德·福特原谅了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过错，因此福特失去了许多美国人的好感。人们认为福特提出特赦“越南法案”反对者的建议的动机，看似无私，实则是为了换取对尼克松怀有敌意的自由主义者的同情。 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企图以猪湾的一场军事灾难告终，古巴流亡势力与他们使用的美式武器一同被缴，此时，肯尼迪政府精心策划的所谓该势力与美国政府无关的封面故事就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在一次高峰会谈前夕，美国的U-2间谍飞机被苏联截获，此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间谍飞机在苏联进行活动一直矢口否认，而此时事情明朗得让人尴尬。 当里根政府的预算主管和“里根经济学”的主要解读者戴维·斯多克曼披露了政府更改经济数字以适应里根的供应经济学模式的事实时，里根的经济理论便失去了原有的光环6。1998年，克林顿坚决否认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有染，但当独立检查官斯塔尔报告中莱温斯基承认的那些令人咂舌的细节公之于众的时候，克林顿很快就成了共和党攻击和新闻报道追踪的对象。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乔治·布什把北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称作“邪恶轴心”，引起了世界各国领袖的强烈指责，他们对于“轴心”这一说法及其可能对世界局势造成的影响极为关注。显然，布什是想就扩大反恐战争和支持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给国内民众一个说法。布什的外交班子和交流专家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辗转于亚洲，试图解释说布什只是认为这些国家都是非常坏的国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这些令人难忘的传播失败的例子只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例外，并非常态。然而这些事例说明，新闻人物必须高度注意他们公开的行为和言谈，否则很容易成为媒体爆炒的猛料。新闻和信息的合理运用是政治成功的关键。那些不遵守专业传播原则、媒体关系处理不好的人注定要失败，而遵守者将从中受益。政治传播的精髓就在于评估自身的脆弱性，堵住漏洞，预期可能产生的误解，并严密控制媒体可接触的信息。事实证明，这几个方面的成功运作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政治上的诡计以及对形势欠妥的分析都得以在新闻中大行其道，等到要阻止历史向不幸的方向发展时，为时已太晚。 虽然类似水门事件或猪湾事件这样被新闻及时地曝光，但还有很多事件仍然隐藏得很深，也许要等到事件的政治影响被载入史册后才能被发现。举例来说，历史证明，林登?约翰逊发动越南战争的理由就是基于一批在很大程度上是捏造的报告，报告称美国船只在东京湾无端遭袭。7如同25年前的罗斯福一样，约翰逊一直在寻找发动战争的理由。历史上，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为罗斯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参战理由，并使他成为英雄；而约翰逊却不得不采取捏造事由的低劣手段，这大概就是命运的残酷。历史还告诉我们，在1973年推翻智利政府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肯尼迪政府早在美国介入越南问题早期就批准推翻南越政府，这也是我们多年以后才知道的。这些历史的真相都是通过一种有悖常理的方式被揭露出来的。林登?约翰逊对于他所受到的所谓言行不一的指责深感不满，认为这些指责破坏了公众对他在越南政策的支持。他认为自己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大概是想表明即使在辉煌的肯尼迪执政期间也有言行不一的过错，约翰逊还向一位记者透露了一些外交电文的复印件，其内容将肯尼迪总统与南越吴庭艳总统被暗杀及其政权的颠覆联系起来。 当庞大的安然集团被发现有大量财务造假和可疑的投资计划后轰然倒塌时，国会议员们似乎忘了刚刚通过不久的关于放松公司财务标准以及其他保护股东的措施的立法，反而在向全国直播的听证会上，愤怒地指责公司主管们对公众无情的背叛。媒体采取了许多生动的手法来报道听证会，例如CNN在每一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谴责安然主管及其会计师事务所安德逊的国会议员的下方插播滚动条，这些滚动条显示了每一位指责安然公司的议员曾经从该公司收到过的政治礼金的数目。然而，除了加重公众对于公司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嘲讽外，这种新闻报道形式既未能解释造成此种公司违法行为的政治途径是如何构筑的，也未能阻止国会议员将这一问题仅仅界定为与法律相对立的不良公司的个体行为，实际上，正是这种法律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尽管近几年新闻报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一个重要的模式保留了下来，那就是，大多数政治新闻仍然来源于政府官员本身。在很多方面，官员们似乎都是政治消息明显而正当的来源，毕竟，这些政治消息涉及的主要都是政府的活动。然而，由官员来确定新闻议程不仅使他们在公众想什么以及他们怎么想等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而且使他们可以运用有策略的传播技巧对新闻中报道的事实进行重新塑造，包括事件、形势以及市民参与的形象等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看官员们如何主宰政治新闻的；接下来看看他们如何构筑新闻事实；最后，再来看看记者们是如何努力反抗那种他们正在被操纵的看法的。 摘自：《新闻：政治的幻象》第四章第一节“幻象政治” 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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