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事：“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怎样出笼的

艺术专题推荐

来源：　　　　　　时间：2005-11-14

　　在当年，由江青召集的这个座谈会是极为秘密的；至于座谈会后形成的《纪要》，也是数易其稿，并经过毛泽东的修改。《纪要》第一次提出了“文艺黑线”这个概念：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几篇文章——引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

　　不仅如此，《纪要》还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30年代，并明确地为30年代文艺判定了性质：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样，就把30年代“两个口号”的争论扯到路线斗争上了。引文中黑体字部分，是毛泽东修改时所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6页)。有迹象表明，毛泽东作这样的修改，当时的两位“大理论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位“理论家”是陈伯达。

　　陈伯达没有参加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前期的修改工作，也没有参加，后来是毛泽东点名要陈伯达参加修改的。这个“座谈会纪要”在江青多次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江青请陈伯达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3月10日至15日，在江青主持下，陈伯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四位又一起讨论修改。

　　陈伯达看到《纪要》后对江青说：17年(指建国17年———引者)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

　　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了。《纪要》中“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段话，就是出自陈伯达的“见解”。但是，说这段话全出自陈伯达的手笔，则有误。按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将“国防文学”的口号明确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这段话(即引文中的黑体字)，恰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因此，只能说前半部分是陈伯达的手笔。

　　可是，在当年“两个口号”论争之际，陈伯达则不但参与其中并且是“国防文学”的坚定的拥护者。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中，陈伯达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另外一个“理论家”，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康生。

　　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

　　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那个“党”。这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当面同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时事变迁，他这时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

　　或许，正是在这两位“大理论家”“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在对《纪要》的修改时才加上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段话。

　　毛泽东作这样的修改，江青“重新组织文艺队伍”横扫文艺界的理由就更充足了。

　　第一，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30年代，周扬、夏衍等人就戴上了“文艺黑线头目”的帽子，而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文艺战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也都捆绑在这条“黑线”上了。既然现在的文艺队伍是“黑”的，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组织”新的文艺队伍。这就为他们残酷镇压、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重新组织”自己的队伍制造了口实。

　　第二，在江青看来，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周扬等长期在文艺界负责的领导人是其直接的障碍，只有搬掉这个障碍，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将30年代周扬等所提倡的“国防文学”判定为“资产阶级的口号”，也就直接达到了搬掉周扬等人的目的。

　　第三，肯定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使左翼文艺运动与鲁迅这个“盟主”对立起来，纳入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范畴。这样，江青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否定了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而又把自己打扮成鲁迅的“拥护”者。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布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至此，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也是在这个月，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纪要》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是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这样，左翼文艺运动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与纷争，一概不加分析地看做是鲁迅所代表的毛泽东革命路线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以周扬为代表的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还需要指出的是，“黑线专政论”的提法在文艺界确定后，林彪、江青等又把“黑线专政”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工作和党的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他党政群工作领域。这种颠倒是非的估计，成为“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主要论点之一，给各条战线的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01-2004 CET Group Limited ( HongKong,China ). All rights reserved.
Mail to: P.O.Box38196,Hing Fat Street Post Office, Hong Kong 　
P.O.100101-76，Beijing 100101 ,China
香港兴发街邮政局38196号信箱　　　FAX: 852-2915.6313
北京100101-76信箱网络部收（100101）
TEL:13801118419 FAX:86-10-6480.1987
E-Mail：hk8899@vip.163.com hk3806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