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韩潮”蜂拥我们拿什么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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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韩潮”蜂拥我们拿什么博弈？

来源：　　　　　　时间：2005-12-20

　　莫让出版“韩流”变 “寒流”

　　要追溯韩国小说出版的源头，不得不提《我的野蛮女友》，疯狂的票房率带来了同名小说疯狂的销售率，很快《菊花香》《那小子真帅》又步其后尘，连续几个月蝉联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因此催生了贴着“韩国爱情”、“韩国青春”、“韩国校园”标签的Ｎ部韩国小说，《那个笨蛋男人》《我是那小子的全部》《偶的酷学长》类似这样书名的韩国小说蜂拥而来。

　　新经典文化的总编辑陈明俊认为，２００２年７月出版的《菊花香》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在之前，我们内地的韩国图书很少，即使有一些也是由影视剧改编的并没有韩国原创作品出版，而且这些影视图书影响都不是很大。可在《菊花香》出版之后，我们内地出版刮起了一阵又一阵“韩”风，２００４年有《那小子真帅》，今年又有《大长今》，而且是一浪高过一浪。

　　回忆出版《菊花香》的初衷，陈明俊坦白地说后来风行出版的“韩流”是在他意料之外的： “当时我们决定出版《菊花香》没有想到会引领出版‘韩’潮，出版金河仁的作品，是因为他是韩国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在韩国已经有长久的生命力，他写出了每个读者的梦想，并且他书中的故事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打动人，而这恰恰是我们内地很缺乏的。”

　　众所周知，在离《菊花香》出版几年后的现在，韩国小说已经占据了我们图书市场的很大一部分了。“中国出版界对韩国文化的关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只要一部电视剧在韩国比较火，放映不超过１０天，电视剧的图书版权就会卖掉，买走的多数是中国人。”图书《大长今》的策划蔺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疯狂”来形容我们争相追逐的局面，尽管只是指出电视剧小说，但出版哈韩可见一斑。

　　中国人需要如此密集的韩国小说吗，竟然能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出版狂潮？出版社真的能得到期待中的经济效益吗？在过分追捧韩国小说时，我们更要警惕：莫让出版“韩流”变成出版“寒流”。

　　韩国文化的亲切感

　　恰恰满足了普通人的愿望

　　韩国小说的流行，首先让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谁需要韩国小说。

　　胡传吉，文学博士，他的“韩流”经历是从一部韩剧开始的，１９９８年凤凰卫视播放的《天桥风云》对他冲击很大，剧中把唯美、苦痛、矛盾等因素合情合理地糅和在一起，加上相当出色的音乐，他想，经历“韩潮”的人跟他都差不多，从韩剧开始接触韩国文化的。随着韩剧开始慢慢升温，而带动了韩国其他文化产品的热销，出版也不例外。他认为，大概从那个时候起，“韩流”开始慢慢升温，一直到现在，都还没退烧。

　　不看电视、读书也有偏好、每天上网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自称是“理想主义者”的陈明俊回答得很感性：“对很多读者来说，阅读是寄托自己希望的一种重要方式，韩国小说跟我们梦想的生活很接近，让我们置身其中，体现到我们梦想中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尤其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难见到，阅读韩国小说带给我们的满足感更加可贵。”

　　文化评论张柠分析，韩国的文化产品强调娱乐功能，这与我们强调意义的传统文化产品迥然不同。对个体而言，需要给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找到符合自己愿望的寄托，韩国文化的亲切感恰恰满足了普通人的愿望。

　　流行与文学无关

　　韩国小说为什么能流行？这是我们追问的第二个问题。

　　陈明俊的分析从传统文化的逐渐缺失开始，他认为对“韩流”的一种追捧恰恰表明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开始反思。经历了五四运动的请进德、赛二先生，引入西方文化，特别是经历了对传统文化颠覆性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越来越感到迷茫。诚然，韩国城市化的进程没有西方国家来得快，连日本都不如，为什么韩国文化在中国这么流行？“韩国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得很好的模式，并且这种模式是很多中国人向往的理想状态，因此它的流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他直截了当。

　　南海出版社的张桐断言，韩国小说的畅销与它的文学性并无直接关系，它的流行是多种因素所致。

　　因为韩国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后，从服装、饮食、电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人们在经济作用力的影响下，在观念上也开始慢慢接受了韩国文化，为出版“韩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韩剧的流行对于出版“韩”潮的形成也功不可没，胡传吉感触特别深，在２０００年左右的时候，他到北京，发现韩国的东西很多，比广州多得多。到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平民意识浓厚的珠三角、港澳地区对“韩流”的渴望超过对港台文化的追逐，有多少不看中央电视台、外省电视台的年轻人开始追看央视的《加油！金顺》？这一切得力于《大长今》与李英爱。而韩剧的作用也相当于“哈韩族”群体形成的催化剂，毋庸置疑，这个时尚的人群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存在，为出版“韩流”奠定了读者基础。在韩国，电视剧、出版等文化产业是它的一种文化经济，是他们进行文化输出时的一个商品，因此出版“韩流”的形成还有来自政府的推动力。

　　“种种因素的影响，使韩国小说很容易就被读者所接受。因此我认为是非文学本质造成了火爆市场。其实我们大陆出版的绝大多数韩国作品是通俗小说，而不是韩国的名著。譬如《菊花香》是一个很通俗的作品，故事内核是美国爱情小说的翻版，都是男女邂逅然后发生缠绵的爱情，故事套路也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种模式。”

　　韩国小说的故事内容并不鲜见，它又是如何赢得读者的呢？

　　如果与我们的本土通俗小说市场一对比，答案或许就显而易见了。

　　通俗小说一个最大的优点在于容易打动人、吸引读者。韩国的通俗小说里人物的生活很现代、感情非常纯真，没有过多的金钱或者物质影响到人物的感情，因此书中体现的亲情友情都是非常干净而又美好的。在我们的通俗作品里大量出现“一夜情”、“婚外情”的时候，出版“韩流”成了对我们本土通俗文学作品潮流的反驳，我们大量通俗文学描写的都是对家庭、对生活的失望，过多地描写了人性丑恶的一面，给读者造成反胃。读者内心里还是希望找到纯真的爱情：男孩想找一个善良贤惠的妻子，女人想找一个坚强责任心强的男人。韩国小说刚好迎合了我们读者对于纯真恋情的需要，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受到读者青睐。即使像《我的野蛮女友》那样的作品，尽管描写了女孩子的野蛮，但是表现她的善良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部分。

　　因此韩国小说在我们内地走红有背后的文化以及情理因素。

　　流行多久不重要，关键是能留存于我们内心多久

　　按照逻辑，我们最终关心的问题是韩国小说的生命时间，问“流行多久”这样的问题，其实都有点主观，但这是媒体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尽管批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作为出版人的张桐很坦白地说，韩国小说能流行到什么时候很难预测，只要不断地有既贴近市场又贴近读者心理还耐读的作品，那么出版“韩流”就一直能持续下去，何况韩国影视剧也能推动出版市场。

　　而胡传吉关心不是能流行多久的问题，而是韩国小说能在我们内心留存多久的问题。从他个人来讲，他并不太喜欢“它还能红多久”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好作品终会遇到好读者。他也感谢“韩流”中出现的好作品，比如说《大长今》，也期望能在将来遇到更好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更希望媒体能发现真正好的、不同国家的作品。同时，他认为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没有谁高谁低的等级区分。“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我可以说，当一个东西到了滥大街的时候，也就是开始退烧的时候。”胡传吉有点无奈。

　　批韩ＰＫ哈韩，

　　韩国小说是否应该走到尽头

　　随着“韩流”的火热，抵制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韩国小说的流行，究竟对我们的阅读是有利还是有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按胡传吉的话说，与“韩流”发生利益冲突的利益集团已经在攻击“韩流”了；喜欢“韩流”的粉丝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赶趟儿的机灵人早已乘“韩流”东风大赚粉丝们的钱了，但观点的交锋不得不引人关注。

　　要澄清的是，张柠与利益集团无关，他纯粹是从一个评论家的责任出发，反思我们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的出版“韩潮”。他表示，韩国小说对我们的读者当然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去接受人类文明中最精粹的东西，整天迷恋大众文化产品，这种大众文化产品、工业复制品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的，对青少年读者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害的。文化产品除了它的符号有民族性以外，还体现在文化价值上，有理想的年轻一代不应该过分地沉迷于流行文化，必须用自己的理性去控制。

　　而胡传吉恰恰持相反观点，所谓负面影响，是人本身造成的，而不是“韩流”造成的。对于“韩流”，有人取正，有人取负，有人夸负（夸大的夸），他相信成年人具备正确选择的能力，但对未成年人的引导要把握好分寸。就他本人而言，他认为“韩流”的正面影响大过所谓的负面影响，一些优秀的韩国作品非常尊重人类的基本情感，他们的文化里有终极关怀，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化所缺乏的。他认为出版“哈韩”没有问题，但如果只出版“哈韩”、出版粗制滥造之“哈韩”就成了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市场多元化、阅读多元化才是比较理想的走向。片面认为出版“哈韩”存在弊端，或者夸大“哈韩”，他想主要是因为利益之争，还有就是出于对青少年“学业”的所谓担忧，这其中包含了一些很可笑的悖论。

　　出版哈韩是否应该冷一冷，最终取决于读者的态度。

　　小田是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孩，据她的母亲谭女士介绍，紧张的学习丝毫不影响她对韩国小说的追捧。谭女士说，她曾经受女儿影响，也读过几本韩国小说，但看完之后，她却不得不担心起来。“这些小说其实内容都差不多，情节简单并且幼稚，没有一点文学性，对孩子的成长以及生活没有任何帮助。”谭女士用这些理由多次说服女儿，可每次都是遭到一顿抢白，又想到女儿即将高考不能把母女关系搞僵，因此现在谭女士只好勉强忍受。在记者调查中发现，与谭女士一样担心的家长还有很多。

　　不过，陈明俊表现得很乐观，他对孩子的判断力充分信任，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寻根路上的一个过程。只要最后能寻到“根”，所有的负面影响我们都可以不计较。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阐释自己的理由：“其实寻根的过程，就像我们去拜佛，也许因为不知具体地方，我们有可能会走到胡同而迷失，但也有可能绕过胡同到达目的地。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能绕过胡同，只因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很深。”

　　当然，陈明俊也不否认现在的“韩流”出版里充斥着很多没有出版价值的书。他告诉记者，其实在他们《菊花香》出版之后，有很多后来内地火过的韩国小说，他们都最先看过，但最终没有出版，不是认为不好卖，而是这些书的出版价值不大，“我们衡量作品的价值有三个标准：首先是有益，还要有趣，在同类作品里出类拔萃。”因为达不到这三个标准，陈明俊说他们只好放弃出版的想法。

　　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陈明俊的做法，他告诉记者，出版如果纯粹变成一个生意的时候，作为一个出版人，他是不负责任的。作为一个出版人，不仅要提供好卖的一个作品，而且要有益，这是出版和别的行业有区别的地方。“书的外在形式看上去都差不多，对于出版价值的判断，出版人和不能生产漏水杯子的商人一样，如果一个出版人仅仅考虑书能卖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多出版因为好而能卖的书，这才算是成功的出版。”陈明俊总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传达观点。

　　不可否认，满足人们对于纯真感情的向往是韩国小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喜欢《大长今》喜欢《菊花香》的理由也很充分，但不可回避的是，出版“韩流”和很多领域一样混乱，一样充满欺骗。

　　我们本土的原创文学作品哪里去了

　　我们的通俗文学市场在１９８０年代至上世纪末有“台风”，现在有“韩流”，但我们本土的通俗文学创作却从来没有形成像“台风”“韩流”那样有着持久的创作和市场氛围。尽管其间也出现了美女写作、青春文学、８０后等各种写作群，但最终都是昙花一现。

　　有人会找商业原因，有人羡慕韩国的创作环境好，也有人骂大众素质低。在胡传吉看来，大陆出版物的流行是很有特色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总体而言，我们缺什么我们压抑什么，就能流行什么，琼瑶、三毛、席慕容等人的大规模流行，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表达情感的方式，或者说情感长期被压抑，所以容易天崩地裂。“韩流”之所以流行，一方面在于本土的贫乏与匮乏，拍个农村题材，弄得像后现代，拍个城市题材，弄得像黑社会，我们的作品好像永远是错位的。本土“虚”，人家自然可以乘“虚”而入。最不幸的是，本土很多制作人都把观众、读者当冤大头当傻瓜，以为就他（她）自己艺术就他（她）自己聪明，这是很可悲的。但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作品传达给中国观众、中国读者的信息是，他们的人民尊重人伦，重视家庭，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深刻的忏悔意识，有坚强的生存意志，这其实是儒家文化缺乏的，也是能够打动中国观众的重要因素。专家们一谈到韩国文化，就要扯上儒家文化，其实基督教对韩国文化影响更大。大众有鉴别力，“韩流”的优秀作品最终是由大众鉴别出来的。

　　胡传吉强调，本土也可能出现“中流”，“超级女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宇春就是一个超级范例。如果社会趋于正常了，日常生活得到尊重，人的正常需求得到尊重，这种潮流也会出现的。为什么美女写作、青春文学、８０后写作昙花一现，是因为作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也是他提到过的素质问题。中国文艺界、娱乐界的炒作技术和复制技术堪称世界一流，但作品质量跟不上去，所以总是虚热。

　　“韩流”文化给中国出版界上课

　　借鉴成功的经验是我们自己达到成功的最好方法。韩国出版的成功给我们本土提供了哪些借鉴呢？

　　胡传吉认为技术是可复制的，但精神无法在短期内复制。韩国文化外销的成功不只靠技术靠策略，更靠韩国精神。目前而言，我们的出版有能力学习、照搬“韩流”的所有运作方式，但人的基本素质和原创能力无法复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张桐则指出，韩国小说对我们出版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我们对通俗小说的重视问题上。

　　通俗小说的读者群肯定要比纯文学读者的比例高，因此我们要从社会、心理、文化等多角度来看待市场。他的建议有三点：首先通俗并不等于庸俗；其次要正视读者需求；最后还要正确认识通俗文学，培植一个正确的通俗文学市场和读者群。

　　“‘哈’有它必然的原因，我们不必过多地从哈韩的角度批评哈韩的接受缺陷。”张柠则这样说。我们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生产面临许多问题，不是消费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巨大的贸易逆差，引进与输出严重失衡的问题。我们从小接触的作品，大量的都是来自国外，可以说，整个一代年轻人接受的都是西方的符号体系，更悲哀的是，我们了解花木兰要通过西方的动画片。现在我们加入国际贸易秩序，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试图来扭转巨大贸易反差，追问我们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乃至我们的管理体制，是否符号国际贸易自身的要求。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允许人们哈日哈韩。“但是如果不是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立场，而是一个文化研究者的角度，就会发现，问题非常严重。演出最精致的节目送给外国人看博得喝彩，这属于文化交流，但文化贸易要双赢。”张柠反复解释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区别。

　　在陈明俊印象里，韩国文化这几年发展得特别快，他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就一直在收集韩国出版的资料，当时他觉得韩国出版不是那么发达，两年后，他的感觉就发生了变化，韩国出版突飞猛进。陈明俊强调：“一个行业要发展，首先这个行业会吸聚到很多优秀人才，韩国是这样，他们文化行业的从业者收入水准是很丰厚的，因此整个行业的繁荣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

　　“严肃文学的作家生活得太艰苦了，在需要物质保障的年代，让一个作家静下心来写作，需要一定的支持。”在追问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原创文学里很少诞生影响世界的作品。陈明俊认为这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政府的鼓励政策、出版社的运营能力、吸引人才的能力有关，如果出版社都过着苦日子，就没有留住人才的吸引力。“政府既要支持象牙塔式的出版工程，也要扶持大众文化出版。”陈明俊的希望相信也是所有出版人的希望。（谢迪南）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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