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运动”中的文艺界是怎样百花齐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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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运动”中的文艺界是怎样百花齐放的

来源：　　　　　　时间：2006-1-17

　　文艺政策开始松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成了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1949年7月和1953年秋，先后召开的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国统区的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下，同时改造“五四”新文学传统下非左翼的老作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新红学”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然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和学术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缩手缩脚，创造热情锐减；文艺作品数量少，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担心，唯恐‘失足’”。1955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然而，1956年春的气氛毕竟不同。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文艺界，历来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再次激发出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或者说，文学艺术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行动也更积极。

　　文艺界开始活跃

　　为了推动文艺创作，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召开了扩大的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理事和代表二百多人，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了书面发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发展和繁荣文学问题，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和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并发表了会议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文艺报》发表了所有的报告和发言。3月25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这次会议从上到下都对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表示了不满。刘白羽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陈荒煤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报告、康濯关于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的报告，都指出了创作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人民日报》社论则说得更加明白；“我们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是无可讳言的，我们还很少看到真正激动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优美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

　　相比之下，作为会议的主要文件，周扬的报告就不那么明朗。他强调的重点是：文学艺术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新气象”，“正在走向旺盛与繁荣”。以此证明“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像胡风所诬蔑的那样‘萎缩’、‘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们正在茁壮地成长”。周扬虽然也说到“人们经常谈论和慨叹文学艺术落后于生活的现象”，但把文学落后于现实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在周扬看来，文学领域只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在会上，只有少数发言触及到造成文学落后状态的真正原因。如唐弢的书面发言，尖锐地提出“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即同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斗争。茅盾的报告委婉地说道：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的粗暴的文艺批评，也是严正地打击青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的”。他说，近年来这种粗暴的批评比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评论还是很少见到。罗荪也对文艺批评状况表示了不满。

　　会议提到的繁荣文学的办法大都是技术性的。茅盾认为，现在的文学队伍太小，作家协会会员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过一千多人。他和刘白羽都强调，要积极地培养青年作家，扩大文学队伍。刘白羽还提出，要“在人民中发现天才”。为了动员和组织文学新军，3月15日，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480多名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青年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作报告，许多老作家与会给以热情辅导。

　　“双百方针”的提出

　　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文艺现状也很不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特别是刘少奇，先后两次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谈文艺问题，这在建国以后是少见的。3月5日，刘少奇偕同陈毅接见周扬、刘白羽，有准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刘少奇注意到一些作家“没有社会主义热情”的问题，他说：“哪怕是极个别

的人，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刘的谈话，中心是讲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干涉”问题。他承认“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错了的”。他提出，“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刘少奇说：“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负责同志讲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作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陈毅插话说：“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风格。”刘少奇说：“很同意。”

　　对于周扬文章中提出反对公式主义、自然主义的口号，陆定一就提出过不同意见。在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说：“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告诉过他，我说不要搞什么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不要搞反对，而是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政治思想要掌握，一个公式主义，你怎么反对？”“为什么只要去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在陆定一看来，繁荣文艺不是在作家中间反对这反对那，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更为重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其实，周扬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周扬也不愿把文艺界搞得死气沉沉。一位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一次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在听了刘少奇3月5日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后，“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周扬喜形于色。他认为，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我们个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其实，“百花齐放”这句口号就是周扬提供给毛泽东的,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讲到“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时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

　　王蒙曾一度受到肯定

　　《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四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但也有支持王蒙的，如刘绍棠、邵燕祥、邓友梅、唐挚、王愚等人。他们认为王蒙的小说严

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起初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接下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了。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小说，据郭小川保留的记录稿记载：对王蒙的小说“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在公开的批评中，李希凡、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马寒冰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

　　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站在了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1956年至1957年春，毛泽东多次讲话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表态不赞成批评王蒙的人的观点。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要谈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

　　又对王蒙的小说给予肯定，他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剿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这时，毛泽东正想借知识分子的批评冲击党内官僚主义。

　　可是不久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了，形势急转直下。王蒙的这篇小说被定性为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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